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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中期书法

  • 2016-01-27 15:54: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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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中期(雍正至道光年间)

   乾隆、嘉庆前后,董、赵的影响渐弱,文人们向古代传统的追寻逐步深入,这使得篆隶书法的复兴步伐加快了,对晋唐宋元明传统的学习范围也大大扩展,由此成为两股基本的力量。

(一)对晋唐宋元明传统学习的深入

    这一派书家有的仍以学习董、赵为主的,但更多的则是向宋、唐、晋的大师们取法,代表人物有王澍、张照、刘墉、梁同书、王文治、梁巘、翁方纲、钱沣、永瑆、铁保等,其中翁、刘、梁(同书)、王有“清四家”之称(亦有一种说法是翁、刘、成、铁)。

    刘墉(1719~1804),字崇如,号石庵、石菴、石盦、木菴、青原、香岩、勗斋、东武、溟华、日观峰道人等,山东诸城人。他是乾隆年间的重臣,历任翰林院编修、江苏学政、内阁学士、湖南巡抚、左都御史、工部尚书、上书房总师傅、吏部尚书、协办大学士等职,嘉庆初官至体仁阁大学士、加太子少保,卒谥文清。著有《石庵诗集》。他的书法由董、赵入手,而后遍临晋唐宋诸家,尤得力于苏东坡、颜真卿和晋唐小楷,融会贯通,自成格局。其书点划丰腴处短而厚、细劲处含而健,对比强烈;结字内敛拙朴,而决不拥塞,端重稳健中透出灵秀;章法轻重错落,舒朗雍容。整体风格含蓄蕴籍,精气内敛,浑若太极,貌端穆而气清和,有硕儒老臣的持重,无恃才傲物的轻佻,似乎包有万象而莫测高深,洵然可敬。因为喜用浓墨,时号为“浓墨宰相”。

     王文治(1730~1802),字禹卿,号梦楼,江苏丹徒(今镇江)人。乾隆二十五年(1760)探花,曾任翰林侍读等,以事被黜,执教各地书院。擅诗文,著有《快雨堂题跋》等。他的书法出于董其昌,上溯米芾、李北海,多用侧锋取妍,笔致翩翩,结构舒展秀逸,纵横挥洒,以文人才士的佳致见长。因喜用淡墨,与刘墉恰成对照,故时称他“淡墨探花”。

      翁方纲(1733~1818),字正三,号忠叙、彝斋、覃谿、苏斋等,北京大兴人。他于乾隆十七年(1752)中进士,历任翰林院编修、江西等地省试考官及广东等地学政,官至内阁学士。他的主要活动也在乾隆年间,和刘墉齐名,但是主要精力都放在鉴赏、考证和题跋碑帖上。他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学者,著有《两汉金石记》、《粤东金石略》、《汉石经残字考》、《焦山鼎铭考》、《庙堂碑唐本存字》、《苏斋题跋》、《苏米斋兰亭考》等诸多著作。在书法学习上,翁方纲主张学习古人,强调每一字一笔都有来历,一生致力于欧阳询,严守法度,以精工为尚。其楷书,得欧阳询的结实端谨,而乏其清新精巧;行书稍活泼,而仍然过于拘束,缺乏逸韵高情。严格地讲,其金石研究比书法实践影响更大。

      总的来说,这些书家对于晋唐宋古典的学习,都各有自己的体会与长处,较之前期学董、宗赵书家的艺术视野都要开阔得多,因而艺术水准也明显提高。但是都缺乏开宗立派、引领时代的能力与气度,因而无法与晋唐宋元明的大师级人物相抗衡。

(二)对秦汉北朝传统的重新发现与取法

     在篆隶与北碑领域,情况却有所不同。经过书家、学者的共同努力,篆隶的审美价值不断得到深入的认识,许多杰出人才投身于此,从而使篆隶领域出现了巨大的飞跃和突破,对北碑的学习也开始起步。总体上看,对这一传统的关注已成燎原之势,形成了与晋唐宋元明传统一翼足可抗衡的局面。

     涉足这一领域的艺术家中,有不少画家,如名列“扬州八怪”的郑燮、金农、汪士慎等人,他们疏离于主流文化圈之外,而与市民阶层有较密切的联系,艺术思想、创作倾向带有一定的叛逆性。在书法上,对晋唐以来传统采取一种比较主动的反叛姿态,而对秦汉传统则表现出极大的热情,从而成为秦汉传统复兴的一批重要力量。

     金农(1687~1763),字寿门,又字司农、吉金,号冬心、古泉、金牛、老丁、百研翁、耻春翁、寿道士、冬心先生、稽留山民、曲江外史、龙梭仙客、百二砚田富翁、昔邪居士、心出家盦粥饭僧等,浙江仁和(今杭州)人,著有《冬心先生集》、《冬心先生杂著》等。精诗词、鉴赏,喜收藏,绘画为一代宗师。于书专攻《华山碑》,后自出机杼,不受束缚,以倒薤法作撇,以方整宽阔笔作横、细劲笔作竖,号称“漆书”,古拙朴厚,时涉谐趣,形成极其强烈的个人风格,并由此衍生出独具特色的行书和楷书。

    郑燮(1693~1765),字克柔,号板桥、板桥道人、风子、樗散人、红雪山樵等,江苏兴化人,著有《板桥全集》。他以画竹著称于世,又对传统行草有相当的造诣,但因世人好奇,遂不满于此,而有意以篆法、隶书、楷书与行草杂糅,自称“六分半书”,这种探索精神当时即为他博得了很高声誉,但是由于篆隶本身的复兴并不充分,事实上融合篆隶楷行草于一体的时机并不成熟,因而板桥的作品,往往是一种偏于简单的拼凑,无法深入到其精神实质,故总体上并不成功。但他的影响,对于人们重视篆隶的审美价值,仍然是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的。

与“八怪”相先后的,还有一批精于篆刻或字学的艺术家,对篆隶进行了更加纯粹同时也更加深入的探讨钻研,从而比较成功地使篆隶的生命力得到全新的激发。代表性书家有丁敬、黄易、钱坫、桂馥、邓石如、伊秉绶等。特别是桂馥、邓石如、伊秉绶,真正站到了历史演变的制高点上,使秦汉传统的复兴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。

    丁敬(1695~1765),字敬身,号钝丁、砚林、研林外史、梅农、丁居士、龙泓山人、孤云石叟、胜怠老人、玩茶叟、玉几翁等,浙江钱塘人,是一代著名印家,“浙派”的领袖,对篆隶有精深的研究。与篆刻别开天地不同,他在书法上相对中和平正,风格古朴雅致,得秦汉书法的简净精神。

   钱坫(1744~1806),字献之,号十兰,嘉定人。在篆书方面极为自负,自诩二李之后一人,其篆书专攻铁线,出规入矩,确有古人风范,晚年右手病废,以左手作书,结构不能完全如意,然而却增添了一种自然之致。就铁线篆来说,钱坫确实是一代高手。

     桂馥(1736~1805),一作(1733~1802),一名復,字未谷,一字冬卉,号雩门、老苔、老菭、渎井、渎井复民、肃然山外史等,山东曲阜人。他博涉群书,一生精力萃于小学,著述宏富,为“说文四大家”之一,著《说文义证》。亦工诗书画印,所辑《缪篆分韵》一书,为学习汉印之必备。尤以隶书为一代之雄,时人推许为直接汉人,甚至认为是百馀年来第一人,足以超唐越宋。其字用笔肥而不臃、深沉厚重,结字方严广博、朴质端谨,气势雄伟浑穆、堂堂煌煌,确实可以说是深得汉人隶书醇古朴茂、博大饱满的精蕴。只是稍有习气,未能尽善。

    邓石如(1743~1805),初名琰,字石如,避嘉庆帝讳,以字行,改字顽伯,号完白、完白山人、古浣子、完白山民、游道人、龙山樵长、凤水渔长、笈游道人等,安徽怀宁人。他生于乡鄙,终生为布衣,但自幼即喜刻石,仿汉印颇工,至南京梅镠家,居八年,遍临所藏金石善本,由此而篆、隶、楷、印皆臻大成之境。乾隆五十五年入京,刘墉延为宾客,声振当代名公。其篆书融秦汉于一炉,又出以隶笔,遂使篆法活脱生动,摆脱了铁线的拘滞,不唯字形阔大磅礴,而且笔势丰富多姿,墨色流溢灿然,大大拓展了篆书的艺术表现力。其隶书笔致健拔苍劲,结体疏宕俊逸,用墨苍古,亦可谓深入汉人堂奥。晚清书论名家包世臣、康有为、杨守敬等对他无不推崇备至,竞相推许为国朝第一、集篆书大成等。这都是因为他成功地实现了两大传统的转换,表明酝酿已久的秦汉北碑传统的复兴高潮的来临和两大传统的对峙、融会的真正的开始。

    伊秉绶(1754~1815),字组似,号墨卿、默庵、南泉、秋水,福建宁化人,著有《留春草堂集》。他能诗文、绘画、治印,但以书法为最著名,工小楷,行书、楷书均宗颜真卿,通篆法,而以隶书为一代之雄。其隶书从《衡方》等碑化出,笔划含凝厚重,波磔不显,似有篆意,字形方整宏大,有颜真卿气度,因而形成气势磅礴、拙朴茂密之格,有清一代,隶书浑厚一路,无出其右,康有为许为“集分书之成”,不为过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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