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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早期书法

  • 2016-01-27 15:49: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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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公元1644年3月,李自成攻克北京,明亡。同年5月清兵进京,10月顺治帝迁都北京,清政府开始统治中国。

    对于满清的统治者来说,一方面必须压制各种反抗,另一方面也必须尽快融会吸收汉族传统文化,从而实现长久的统治。为此,清政府采取了两项相反相成的文化政策:一是大兴文字狱,以钳制任何可能的文化反抗,二是主动地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整理。而陷入异族统治下的知识分子,开始倡导通经致用,朴学逐渐兴起。在朴学学风中成长的金石、考据学,让人们重新发现了秦汉、北朝书法的艺术价值,从而形成清代书法发展的新格局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清代是我国书法史上的转型和总结时期。

一、前期(顺治至康熙年间)

    清代前期,国势初平,百废待兴,尚无力过多关心书法,因此这时期基本上延续的是晚明书风,大体可以看作三线发展:一是晚明行草书风的新发展,二是传统书风,三是篆隶初兴。

(一)延续晚明行草新书风的主要人物:王铎、傅山、朱耷、许友等

     这些书家,多数对晚明时期的行草新书风有切身的体会,有的(如王铎)本身就是其中的主将;有的(如傅山)虽然主要生活在清初,但是国破家亡的伤痛,也使他们无法在一种悠游清和的心境下从事艺术创作,因而对晚明新风有热切的推崇。

     王铎(1592~1652),字觉斯,一字觉之,号嵩樵、十樵、石樵、痴庵、东皋长、痴庵道人、雪山道人、二室山人、白雪道人、云岩漫士、嵩淙道人、雷塘渔隐、兰台外史、烟潭渔叟、痴仙道人等,洛阳孟津(今河南孟津)人,生于明万历二十年,明天启二年(1622)进士,官至南京礼部尚书。又为南明小朝廷的东阁大学士。1645年南京被破降清,顺治间官授礼部尚书,加太子太保,享年61岁。

     王铎学书推重古典,特别强调“宗晋”,认为“书未宗晋,终入野道”(《观宋拓淳化帖》)。他一生坚持一种学习方法,“一日临书一日应索请”,始终让自己的艺术创作保持与古典之间不间断的交流,所以传世临帖作品极多。但他的临帖,常常大量掺入自己的意思加以改造,有些作品明显是根据记忆而背临的,因而有时其实就是一种自我的创造。同晚明的很多书家一样,他在世时就将自己的一些作品刊刻成帖,汇集成书,其中著名的有《拟山园帖》、《琅华馆真迹帖》等。这种做法,大大提高了他的影响力。

王铎楷书,主要渊源是唐,特别是颜柳两家,但是不追求结构的工稳,而独取其生拗古拙的一面,尤其爱用异体字、古体字以增强作品的历史感,因而气息古朴拗峭,在明末清初的楷书中别出一格。

     他最有影响的是行草书,晋唐宋兼综,融汇极广泛,又有自己的鲜明特色。行书深得《集王圣教》和米芾的精神,在大幅式上纵横驰骋,创造了独特的形式和意味。其书点划粗者,重似千钧;细者既如游丝,也筋力坚韧;有时用涨墨法,形成浓重的墨块,宛如巨石,得厚重之致。结构茂密雄放,或紧结蹙缩,或开拓纵逸,跌宕多姿,无不如意。 


     他的草书点划与使转兼重,顿挫转折,用意精到,因此脉络清晰,但又绝不安排,总能以意驱笔、因字造型,故浓淡枯湿、随手生发,疾迟衄挫、取次相从,大小、欹正、展蹙、依倚、起伏,无不能顺势调整,宛如宿构。

     王铎行草的章法极有特色,倪后瞻说他“以力为主,淋漓满志,所谓能解章法者也”。一般行距大、字距紧,行内因笔法和字形的复杂多变而呈现跌宕起伏的变化,如蜿蜒巨龙腾飞纸上,神妙夭矫,不可端倪,有气贯长虹之势,无轻媚流滑之弊,古韵今情,和合一体,令人目眩神驰、胸豁气畅,开行草书的一种新境界。

    王铎书法的这种境界,得到了后人的大力推崇。倪后瞻指出:“北京及山东、西、秦、豫五省凡学书者,以为宗主。”吴德旋《初月楼论书随笔》说:“明自嘉靖以后,士夫书无不可观,以不习俗书故也。张果亭、王觉斯人品颓丧,而作字居然有北宋大家之风,岂得以其人废之。”近代以来,更是驰名中外,日本人甚至推许为胜过王羲之,虽是过誉,但是可见他的影响。

     傅山(1607~1684),原名鼎臣,字青竹,后改名山,字青主,一字仲仁,号侨山、啬庐、公之它、真山、浊翁、石道人、老檗禅、侨黄老人、朱衣道人等,山西阳曲(今太原)人。他生性刚烈耿介,有义士之称。虽自幼聪颖博学,但却在晚明屡试不第。明亡后,曾秘密参与反清活动被捕,获救后隐居不出。康熙十八年(1679)开博学鸿词科网罗各地硕儒,他被当地政府强行送往北京,却坚辞不入,终未应举。其终于旧朝的行为虽有历史局限,但刚直不阿的气节还是为后人所称颂的。他还是清初的重要学者,对先秦诸子的研究在清代学术史上有重要地位,同时长于医术,尤精妇科。学问道德都为当时所重。

     傅山工书,与其为人一样,反对矫饰造作,“不信时,但于落笔时先萌一意,我要使此何如一势。及成字后,与意之结构全乖,亦可知此中天倪,造作不得矣”(《字训》),尤其不喜赵孟頫一路优美妍媚的风格,而崇尚拙朴率真的书风,有谓“宁拙毋巧,宁丑毋媚,宁支离毋轻滑,宁率真毋安排”(《作字示儿孙》),既可以说是晚明书风的理论总结,也对后来兴起的篆隶有深远的影响。他的实践,楷书学颜真卿,得其厚密朴质;行草受王铎影响,同时深研阁帖,易王铎的方折为圆转,更加重视点划之间的缠绕盘旋,因而气势更加饱满、风格更加恣肆。但是他学古不如王铎全面深入,创作时又比王铎率意,因而在技巧的丰富和严谨方面有所未逮。他同时也涉猎篆隶,虽然尚未得法,却可谓清代复兴篆隶的先驱。 


   朱耷(1626~1705)是明宗室、宁王朱权后裔。号雪个、雪衲、八大山人、个山、驴屋、人屋、何园、书年、驴汉、刃菴、破云樵、驴屋驴等,明亡后为僧,以享名于世。他于书曾于黄庭坚用力甚勤,得其蹙伸欹侧之妙,而增益以秀雅;又受董其昌影响,得其灵动秀美之致。60岁前后开始,逐渐形成独特的个人面目:用笔凝练如篆,泯去起收形态变化,代之以圆浑含蓄,行笔以中锋圆劲、婉转流动为主,不计提按粗细的变化。结构极重视疏密的对比,并常常因此造成字势欹正、展蹙的诸多变化,从而进一步形成章法的跌宕起伏。形简而势满,神清而意长,意境高远,气质浑穆,与其绘画同一机杼,有很高的审美价值。

    许友推重米芾,而实际上受王铎影响最深,只是临古功夫稍乏,故聊具其形,而意趣浅淡,颇涉粗俗。至此可以说,晚明行草新风已是强弩之末了。

(二)传统行草书风的延续:董、赵书风的笼罩

     这一风气的形成,既是董其昌影响的自然延续所致,也与清初几位皇帝的引导有关。康熙在位六十一年,酷爱董其昌书风;乾隆在位六十年,喜欢赵孟頫书风。由是,整个清朝前期的朝廷官员书法,多数都受董、赵书风的笼罩。

    其中也出现过一些水平较高的书家如查士标、姜宸英、沈荃、孙岳颁、查昇等。这些书家主要受董其昌风格影响,但因为学力或性情的限制,未能充分发挥董书的妍雅清逸,或过于拘谨,或过于软弱,气息上都不很高明,尤其是创造性相对王铎、朱耷等人有较大的差距,所以虽然一时获誉甚高,却终究没有开辟新境。

(三)篆隶书法

     清初的篆隶,在晚明基础上有一些进展,声势渐壮。除傅山外,善于隶书的还有戴易、郑簠、王时敏、朱彝尊等,实绩渐有可观。

王时敏(1592-1680),字逊之,号烟客等,江苏太仓人。明末曾官太常寺少卿,明亡后不仕。善绘事,隶书点划工整、结构沉稳,气息渊静古穆,颇有魄力。

郑簠(1622-1693),字汝器,号谷口,上元(今江苏南京)人,是清代第一位专攻隶书的书家,终生未出仕,主业行医。学汉隶垂30年,得《郑固》、《史晨》、《曹全》之意,又参以行草笔法,自成飘逸潇洒的格局,后人认为他与朱彝尊是“汉隶之学复兴”的首要功臣。

      朱彝尊(1629-1709),字锡鬯,号竹垞,秀水(今浙江嘉兴)人。康熙时应博学鸿词科,任翰林院检讨,撰修《明史》。他是清初重要的金石学家,隶书主要得力于《曹全》,临习之功极深,能够形神兼备地临摹《曹全》而不受唐以后隶书的影响,非常难得,标志着当时学者对于汉隶笔法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。但是他自作时却不能完全坚持《曹全》的规范,稍嫌板滞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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