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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画合一对后世的影响

  • 2015-12-29 15:23: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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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画合流后的新思潮

    中国的书法、绘画,经历了“同源”、分流的过程,至宋,出现了一个不寻常的转折,即书画,乃至诗、刻的合流。尤其是在艺术思想上,几乎可以说是原理同一的。自然,这种“合流”,在形式上文人画融诗、书、画为一炉,技巧上书画的笔墨方法彼此渗透,尤为重要的是,艺术思想的根基并无二致。尽管文人画是在元代才鼎盛的,但思想上的奠基者却是宋人。
    早在唐代,“诗中有画,画中有诗”便是一个重要的美学原理了。王维作为诗人与画家,在他的创作中实践了这条原理,虽然如此,诗还是诗,画还是画,在形式、技巧上,并未出现融汇的新貌。但从此以后,诗人亦是画家、画家必须是诗人的格局,渐形明显。我们发现,初唐前,二者是径渭分明的。至五代,具体说是南唐、西蜀,诗人、书家、画家三合一的现象已露端倪。李煜以词享誉,但同时却兼擅书、画,孟超亦然。这样的潮流,至宋终于明朗化了,从此以后,中国文人不通诗、书、画者很少。在美学思想上,三者同出一源,其中,以书、画的彼此接近最为明显。其原因,一是它们都是视觉艺术;二是使用工具的同一;三是文人画要题款,这便不能不对书法有很高的要求。尤为重要的是,在技巧上,书法渗透人绘画极深,以书法笔法作画,成了中国画技巧论的精髓。 在审美论方面,笔墨情趣,成了书、画欣赏的重要原则。书法渗人绘画,强化了绘画的线条表现,而画家之成为书家,使书法的创作思想从根本上便与实用性的书写分途异趋了。这是伟大的转变,了不起的进展!宋以后,绘画技巧的训练竟以书法为要素,而种种画论,罕有不言书法的—二者形式上尽管有区别,而精神却相一致。所以,文人画之所以产生,是很自然的。
    不妨看看宋代书法家的构成,就可发现这种合一潮流是怎样的明显了。
    苏轼曾从文与可学画竹,无论就理论或创作说,他都可以说是文人画的实际开创者。所以,康有为说他是“始作俑者”,算是真正找到了“罪魁”。在黄州的几年,他潜心改进画艺,于枯木竹石颇擅长。他曾在朋友家的壁上画竹石,并写诗为记。诗曰:“空肠得酒芒角出,肝肺搓牙生竹石。森然欲作不可留,写向君家雪色壁。”黄庭坚有题东坡“墨竹”及“枯木”的诗。题竹诗备极推崇苏画:“眼人毫端写竹真,枝掀叶举是精神。因知幻化出无象,问取人间老研轮。”题“枯木”诗,则赞东坡“折冲儒墨阵堂堂,书入颜杨鸿雁行。胸中元自有丘壑,故作老木踏风霜”。不仅如此,他还画山水。他与晃端友、晃补之父子曾在新城(今浙江新登县)城西一个叫“塔山拥翠”的风景处饮酒赋诗,并即席画下了《塔山对雨图》。晃补之题诗于画上,云:“竹杖草履步苍苔,山上独亭四墉开。烟雨蒙蒙溪水急,小篷时转碧湾来。”他平生最喜与画家交往,当时名流,如李公麟、米莆、黄庭坚、晃补之等,都是他好友。
    号称“宋四家”之一的米芾,官至书画学博士。他对中国绘画影响颇大,擅山水,创“米点山水”,时人号为“米氏云山”。其子友仁,兼长书、画,世称“二米”或“大小米”。
    另一位“宋四家”的黄庭坚,也喜画。清代钱泳谓“山谷学柳诚悬,而直开画兰画竹之法”。山谷是少见的多面手,开创“江西诗派”,对宋代诗坛影响很大。
    宋四家中,只有蔡襄于绘画陌生。
    在帝王中,则以徽宗赵估书画皆精。赵估书,即世称“瘦金体”者,风格冷峻,在锐健之中隐含媚俏。他擅长花鸟,造诣极高,属严谨的院画风格。
    总之,宋以后极少有不精于书法的画家,也少有不通画道的书家。大凡开创一代风气的大画师,同时即是书家。如宋末元初的赵孟m,明末的董其昌,都是影响深远的画家。清代,如石涛、八大、板桥、金农亦然。直至近代,如吴昌硕、齐白石、潘天寿,无不精通书、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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